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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CNBC网站梳理的数据,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华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左右降至去年的8.6%,中国市场盈利占通用汽车全部盈利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022年,斯特兰蒂斯集团表示只在中国地区保留其旗下Jeep品牌的进口业务。
据山东高速集团京台高速齐济段改扩建项目办工作人员徐坤淼介绍,该项目是京台高速山东段改扩建的最后一段,是国内首个“六改十二车道”高速改扩建工程。“改扩建方式极具巧思,以两侧分离加宽为主,黄河特大桥主桥段采用单侧分离加宽(双向行驶),起点终点衔接段采用两侧拼宽的独特方式。”
数据揭示的分化图景令人深思:竞赛获奖者中,以兴趣为驱动的学生与以升学为目标的群体,在大学阶段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兴趣型竞赛生在大学各方面表现都更加优秀,他们更相信自己在基础理工科专业学习上有更强的天赋与能力,有更加明确和坚定的长期学术规划。其创新潜质如“冒出新点子”“向他人自荐创新想法”“力争资源来实现想法”等的发生比是后者的两倍以上。兴趣型竞赛生比功利型竞赛生在学术志趣的每个题项,包括科研抱负和读博意愿上的发生比都显著高出数倍。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品种审定与品种授权在申请程序、制度目的等方面存在不同,被诉侵权种子与该审定品种的标准样品是否具备同一性,与判断其与诉请保护的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相同并无关联。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即构成侵害品种权。被诉侵权种子属于审定品种,且被诉侵权人系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该品种时,其可以依据合同关系向转让方主张相应合同责任,但不能以此对抗品种权人的侵权索赔。若侵权审定品种存在多次许可流转,除非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未经营该种子,否则侵权时间原则上可从其受让该品种之日起算。据此,二审改判重庆农某种业公司、雷某停止侵权,重庆农某种业公司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96万余元,雷某承担维权合理开支6288元。
美国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也公布了新的反俄制裁方案,涉及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的300多家公司、银行和数十名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3日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滥施单边制裁贻害无穷,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造成人道惨剧,破坏产供链稳定。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方制裁更是变本加厉。而这种乱舞制裁大棒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为世界一个主要的风险源头。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罗森: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墓葬文化”。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墓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随葬品的设置不仅出于纪念,也为了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早在墓葬体系形成之前,中国人就已经习惯用陶器祭祀祖先。这种祭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许多中国家庭仍然会在特定节日用食物、水果、酒等供奉祖先。在西方,过去或许也有类似的习俗,但基督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一切。要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就必须考虑信仰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在西方,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深刻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在中国,尽管佛教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它从未完全取代祖先崇拜。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并同时仍然相信祖先的庇佑,因此他既会向佛祈祷,也会向祖先供奉祭品。并且,这些青铜器,并非专门用于随葬,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被广泛使用。随时间推移,这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到唐代,人们减少了青铜器随葬,而更多地使用陶器。部分原因是青铜价格贵,另一方面,陶器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但在整个汉代及更早的时期,青铜器、贵金属制品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