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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年级、专业、院校等变量对个人成就发展的影响后,研究发现,拥有超前学习经历的拔尖学生所展现出的发展优势依然显著。这说明,至少对于有能力入围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而言,超前学习所提供的个性化学术支持确实实现了赋能——有的侧重提升成绩,有的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和内驱力。
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代表,三星堆以其青铜面具、高大的青铜神树和造型奇特的青铜人像等文物“一醒惊天下”,向人们展示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和独特的精神世界。金沙遗址以精美的金箔等文物展现了古蜀人在黄金工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其“太阳神鸟金饰”更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济南3月20日电 (李明芮)记者3月20日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济南一号”微纳量子卫星与小型化、可移动地面站之间的实时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在单次卫星通过期间实现多达100万比特的安全密钥共享,并在中非之间12900多公里的距离上建立量子密钥,完成对图像数据“一次一密”加密和传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常常召开“板凳座谈会”。农家院落、田间地头,一张方桌、几个矮凳就是一个临时会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早发现、早培养”的教育项目,一则需要投入不少的时间精力和教育成本,二则不免与饱受诟病的“抢跑式”“内卷化”超前学习存在千丝万缕关系,家长常常陷入困惑。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