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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诸多动荡和挑战也倒逼企业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供应链,因为只有持续增强创新能力,才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积极探索创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同模式,稳步提升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和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
自2021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启动“全球招商合作伙伴计划”以来,先后有40家企业和机构成为了“投资上海”的优质“代言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合伙人”,为上海吸引一大批优质企业项目。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2024年,北京AI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11个,数量全国第一;9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居全国第二;9个创新药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居全国第三;27个项目入选国家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揭榜挂帅优胜单位名单,数量居全国首位。在细分领域出台合成生物制造、医疗器械、细胞与基因治疗(CGT)、脑机接口等专项政策,全力赋能发展新赛道。
武汉3月20日电 (记者 武一力)近日,武汉的“花事”步入樱花盛放期。与往年不同的是,多个景区今年将赏花活动与AI(人工智能)相结合,邀游客共赴“科技之春”。
澎湃新闻:大英博物馆正在举办“丝绸之路”展览,我昨天去看了,但感觉与我的预期有所不同,尤其是关于中国部分的呈现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您如何看待这一展览?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三是善用多元解纷,努力促成双赢多赢共赢。在“莱克思蒂(LEXTEEWS)”等玫瑰品种侵权案和涉“手撕凤梨”种植合同纠纷案中,审理法院秉持司法为民宗旨和平等保护原则,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促使各方当事人同理共情,化“侵权实施”为“合法许可”,变“对簿公堂”为“和合共赢”,做实案结事了、政通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