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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高原春日，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雪映雄关，暖阳高照。全国人大代表海金航与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哨点的边防战士围坐在国旗杆下，展开一场特殊的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面对领导的要求，什么任务都敢接、什么工作都会做；对于领导重视的事情，不管能不能完成，都先表态“没问题”。不少青年教师认为，做科研本应向“专家型学者”努力，但如今在“非升即走”和名目繁多的考核标准下，自己却成了“全能型临时工”。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