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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日前,重庆某汽车配件制造企业的模具工熊友明刷到了一条“职业病目录‘上新’,‘鼠标手’被纳入职业病”的新闻。他不自觉地摩挲着微微发胀的手腕,眉头微蹙,“这不就是我每天工作后手腕的感觉吗?”
正是中方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空间。2023年,美国在华新设投资企业1920家,实际投资金额33.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2.0%。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和利润。例如,特斯拉在中国销量持续增长,2024年销量超过65.7万辆,同比增长8.8%,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中方自主开放政策惠及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10余家美资保险公司在华设有分公司,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寿等美国金融机构均在华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贝莱德、富达、路博迈、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联博等获批设立外商独资基金管理公司。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但随着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正在逐步接近名义税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痛感会更明显,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承担可能会选择停业,这不仅影响就业,更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产业之所以能转移、可协作,背后有战略考量。当有的国家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有的国家争抢中低端产业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内地有序转移,不仅迫切,而且可行。比如,像湖南这样的地区,既有坚实产业基础,又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中部崛起战略的“交汇点”,既是“沿海的内地”,又是“内陆的前沿”,发挥综合优势,就能激活原本“梯级差”里的动能。发展的梯度转化,有助于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即便面临外部不确定性,我们也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和抗压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