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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聚焦产业新要素，打造综合成本优势。成本是企业发展重要的考量因素。近年来，上海瞄准企业关心的投资成本、直接成本、融资成本、转型成本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去年出台了工业降本增效“17条”，实打实为工业企业降低用能、土地、贷款等成本超520亿元（比如，降低工业用电、气、热、网等成本超50亿元）。目前，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排名全国城市第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连续15年排名全国第1。今年还将加大力度，在去年基础上再降百亿元。同时，瞄准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放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成本优势，强化智算、语料、绿电、场景、平台等创新要素供给，更好助力企业增利。

　　梅州3月20日电 (郭军 邓联旭 龙敏)3月19日凌晨，经过4小时的连续奋战，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武梅铁路广东段梅州西跨梅汕客专特大桥30号墩承台圆满浇筑完成，标志着武梅高铁广东段首个承台完成浇筑，为后续施工的加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CEO傅盛强调，AI思维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每一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都会带来长期的红利，但之后往往需要等待下一次突破，这种非线性发展要求企业和个人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快速适应能力。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芽”字本义指植物的幼体，可以发育成茎、叶或花的那一部分。在河北石家庄，多家饭店顺势推出含有马兰头、香椿芽等食材的春日特色菜品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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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大英博物馆正在举办“丝绸之路”展览，我昨天去看了，但感觉与我的预期有所不同，尤其是关于中国部分的呈现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您如何看待这一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