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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罗森:绝对改变了。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门学科让我的大脑变得更敏捷、更灵活。学中文需要高度依赖记忆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学中文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比如像现在这样跟你聊天,我会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乐观。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年纪大了,也算行事得当,因此得到了很多尊重。北京大学和杭州的中国美院授予我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拓宽了我的人生维度。这个“维度”指的是,我可以接触另一种文化,了解另一个社会。
自古以来,统一的思想就刻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在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从宏观上说,它不是以其中某一民族或某几个民族为主体创造的,而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微观上说,表现为各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长期发展和交融的结果。虽然历史上出现了不同朝代,但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自身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尽管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但数千年来形成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有力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这种认同跨越了时空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当叶童、赵雅芝以优雅姿态亮相春晚,当60岁的何赛飞凭《追月》荣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项,当90岁的“爷叔”游本昌凭《繁花》获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终身成就艺术家”奖……时光,自会淬炼出璀璨星光。
其一,法官意见分歧。韩国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在是否支持弹劾以及弹劾的理由和证据上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保守派法官可能倾向于驳回弹劾,这使得法官们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眼下,37余万头(只)牛羊在甘肃省张掖绿洲农业区完成一整个冬天的“异地借牧”,陆续踏上返回牧区的旅途,祁连山下广袤的农田也进入了春耕黄金期。
靳东,1976年出生于山东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得“青年五四奖章”先进个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还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