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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赛道从单一高考转向多元竞争时,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所谓的“超前学习”模式,究竟是选拔、培养科学人才的必须,还是催生了另一种教育功利主义的变体?
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童丽萍介绍了致公党涉侨品牌项目和相关工作情况,围绕深化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与上海市侨联的合作,发挥致公党侨海特色优势,更好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听侨声、连侨心、聚侨力、助侨成”,助力上海引才育才工作,推动人才高地建设等发表了意见。
3月19日,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省长王清宪率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赴浙江学习考察,他们此行的“取经”重点之一,是浙江在推进“创新浙江”建设中的经验做法。
澎湃新闻:让我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大英博物馆的“丝绸之路”展览中包含了大量欧洲元素。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呈现方式?在您看来,欧洲是否应该被纳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体系?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在问答交流环节,公司管理层与媒体、投资者、分析师等参会嘉宾充分互动,就房地产行业发展新模式、REITs平台规划等市场热点关注问题进行了解答。
上海市投促办(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张英3月20日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上海瞄准企业关心的投资成本、直接成本、融资成本、转型成本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去年出台了工业降本增效“17 条”,实打实为工业企业降低用能、土地、贷款等成本超520亿元。今年,上海还将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