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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路透社援引马里方面的声明称，这架无人机在3月31日至4月1日夜间被击落，残骸在马里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边境以南9.5公里处被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今年1月28日，时任总理武切维奇为缓解国内紧张局势而宣布辞职。据英国《卫报》报道，塞尔维亚当时发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起因为去年11月该国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发生混凝土遮雨棚倒塌事故致15人死亡。

　　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自然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