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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四川省委科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多个重要议题,包括“学习中央科技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省委科技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会长孟向东介绍说,该省产业体系完备、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活力充沛,在产教研融合发展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前,山东正在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产教研国际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自古以来,统一的思想就刻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在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从宏观上说,它不是以其中某一民族或某几个民族为主体创造的,而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微观上说,表现为各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长期发展和交融的结果。虽然历史上出现了不同朝代,但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自身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尽管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但数千年来形成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有力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这种认同跨越了时空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罗森: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例如,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而我们熟知的白瓷,也源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我的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许多装饰图案,如特定的花纹、植物图案等,最初可能源于西方,随后传入中国,被中国工匠改造、创新,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这种文化交流,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2024年6月9日,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钢桁梁合龙段完成焊缝焊接,合龙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至此,位于长江南北两岸的常州段、泰州段桥梁实现江上“牵手”,作为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的常泰长江大桥全线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