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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特别关注其早期的来源。中国早期的兵器深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常与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人作战,面对他们的南下进攻,中原地区的人们需要反击,于是开始模仿西伯利亚的兵器。这些兵器由中国工匠自行制造,但其风格和设计明显源自西伯利亚传统。如果你仔细研究商代的兵器,比如安阳出土的商代兵器,会发现它们与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兵器高度相似。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

  上海市投促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蒲亚鹏在发布会上称,2024年,上海工业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有许多具有显示度的项目,比如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从去年5月开工到今年2月投产,再度刷新“特斯拉速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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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是的。我一直用考古和器物来研究历史。说实话,我的观察能力比大多数人都要强。我的意思是,能像我这样做研究的人真的很少,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有很强的视觉记忆力,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我读书、写字都很吃力,我妈妈就鼓励我多用眼睛去观察事物。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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