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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力争将年会打造成一个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中亮相的大舞台，本届论坛年会上，近百台机器人将成为嘉宾的智能助手，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参会体验。”靳伟表示，目前年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近年来，湖南积极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出台《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七个一”专项行动，设立5亿元省级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布局5家省级创业指导工作室，建立“创业导师团”，构建起“基金+基地+导师”全链条生态。目前，在孵大学生创业企业(团队)近5000家，吸引应届毕业生超2万人，为青年创客提供了“从0到1”的保姆式服务。今年1月，湖南省科技厅公布了首批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导师名单，其中既有知名企业家，也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教授。

　　机器人思考几秒后回答：“我听说堤角公园是武汉十大必打卡赏樱胜地之一，这里有22个品种、共计1300多株樱花树，一定美得让人心醉，我当然要来看看啦！”

　　“因为我们的菌菇新鲜美味，所以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我们的菌菇还销往了南昌、赣州等地，市场前景广阔。”据华坊村党支部书记莫映平介绍，菌菇基地采用“村集体+企业”的经营分红模式，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增长，还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2025年企业还将投资3000万元用于新建食用菌初加工基地和80个食用菌种植大棚，延长菌菇产业链的同时还可以为附近村民提供50个就业岗位。”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我们要认识到，“超前学习”不等于“过度教育”。“超前”的意思是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超出了相同学龄的各科目平均水平，衡量“超前”与否的客观标准是统一的课标和教学进度。既然国家要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一定不能满足于仅仅在平均水平上培养人。承认超越一般水准的学业追求的正当性，不仅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更有助于国家和社会识别人才。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