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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指着柜子上的两个方形瓷罐）这些是我祖父母留下来的茶叶罐。英国当时从中国进口茶叶，而这类方形茶叶罐是用来存放茶叶的。我祖母的家族过去是利物浦的商人，他们曾在印度经商，我猜这些茶叶罐最初来自印度，尽管它们是在中国制造的。当时，茶叶通常会先运到印度，再转运至英国。我小时候每次去祖母家都会看到这些茶叶罐，我喜欢用手去摸它们，觉得它们很光滑。还有这些（向我展示几片白色的珍珠母贝雕片），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种游戏用具。贝壳片上雕刻着精美的中国风图案，有树木、人物和庙宇，是不是很美？我想，它们大概是在广东制造的，专门出口到西方，作为筹码销售。但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玩这种游戏。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逛伦敦的波多贝罗路市场。有一天，我偶然看见这些贝壳雕刻，立刻被它们吸引，就买了几片。它们很便宜，每片只要几便士。茶叶罐和这些贝壳雕片陪伴了我很多年，让我对中国的工艺和文化产生了兴趣。
“当年李娜一度手握13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代言，而郑钦文在奥运夺冠之前已有10个代言品牌。”纪宁认为，网球目前在中国的热度已今非昔比，李娜时代已奠定的中国网球经济的热度，在郑钦文夺冠后会被逐渐引爆。纪宁还表示，网球作为全球顶级的职业体育和商业体育项目，正逐步释放巨大的产业经济空间。
据国际网球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2021年全球参与网球运动的人口有8718万人，中国以1992万人成为全球网球参与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占全球总网球人口的22.9%。同时，中国网球场的数量也为全球第二，达49767个。网球教练则以11350人位居全球第五。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走入网球馆和网球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郑钦文夺冠后更加明显，其中尤以青少年人群为多。
鱼晓辉告诉记者，为了解客户需求，他也经常会和老人们聊天，很多故事让他非常感动。有50年没见面的同学聚会，大家调侃着曾经的初恋情侣，已经从小伙姑娘变成大爷大妈。时光转瞬即逝，老人们就餐结束也不去唱歌，而是坐着聊天，憋了50年的心里话一天怎么说得完？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