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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财政政策是“输血”，金融政策是“活血”，财政政策通过税收、补贴、政府支出等方式直接提高居民收入，而金融政策则通过降低利率、优化信贷结构等方式，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推进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更好发挥金融对扩大内需的支持作用，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基础上的结构性协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支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功能，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完善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业等的融资支持政策，形成财政金融政策合力，提升政策精准性和传导效率，为提振消费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强化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等支持措施，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促进消费和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市场预期引导，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风险化解；依法依规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提升信用服务水平，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营造安全稳定、预期清晰的金融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据国际网球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2021年全球参与网球运动的人口有8718万人，中国以1992万人成为全球网球参与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占全球总网球人口的22.9%。同时，中国网球场的数量也为全球第二，达49767个。网球教练则以11350人位居全球第五。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赢之路。2012年，皖浙两省在新安江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建立补偿标准体系。年度水质达标，浙江向安徽拨付补偿资金，反之安徽向浙江拨付。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